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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简讯

    文化政策视角下文化创新发生机制探讨

     日期:2019-07-23    来源:深圳特区报

      ■ 任 珺

      提要

      文化创新的发生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价值理念,使之成为常识。第二阶段是探索和研发的混沌期,需要实践做支撑,需要制度建设和文化政策引导做保障。第三阶段是技术聚焦与创新经验的传播,通过技术层面手段让广大民众体验创新、参与创新、扩大创新。

      从文化政策角度探讨如何促进文化创新,需要公共政策介入文化创新发生的三个阶段,通过不同阶段的策略及措施积极干预,培育社会创新氛围。

      文化政策对内需要解决如何持久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问题,建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则需要解决如何搭建有效沟通平台的问题,就人类共同关心的议题积极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如何实现文化创新,政府公共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需要我们对文化创新发生机制进行研究。文化创新的产生通常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价值理念,使之成为常识,即被普遍接受、广为认可,达至共识。第二阶段是探索和研发的混沌期,需要实践做支撑,需要制度建设和文化政策引导做保障。第三阶段是技术聚焦与创新经验的传播推广,通过技术层面手段让广大民众体验创新、参与创新、扩大创新。从文化政策角度探讨如何促进文化创新,需要公共政策介入文化创新发生的三个阶段,通过不同阶段的策略及措施积极干预,培育社会创新氛围。

      一、观念层面要冲破思想观念障碍

      文化创新的根本是价值观念的变革、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与现代价值观念相连接。中国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家,深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现代社会唯工具理性可起批判性作用。现代价值观念中肯定个体参与创造、迎接挑战、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乃至肯定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对于社会进步也是有贡献的。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广大人民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文化的生成及创新发展建立在群体层次之上。因此,需要坚持有利于个体发展与有利于共同体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思路。

      在当前多元碎片化社会之中,共识是非常重要又有宝贵价值的东西。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支持,也表现为一个国家对于创造力及新的体验的持续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对文化的公共资助”为“对人类发展的投资”。故增加对文化的公共投入,或者为文化发展引入多样化的资源;鼓励参与、尊重并支持每一个人的创意创新行为,成为现代国家普遍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在不断深化。当前既需要发展文化产业,肯定市场经济对激发个体创新和生产力量的作用;又要通过制度设计公平对待社会每一位参与者,制定克服文化参与障碍的特定策略,构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制度层面要推动文化改革实践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建立开放的、灵活的机制,因应国内国外新形势发展是十分需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当今时代的创新一般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从其他国家经验中“复制来的”创新;其二是本土创新,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发展中的改革必须深入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状况进行理性分析及创新实践探索。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跟踪、研究世界其他国家文化领域新的变化及种种改革措施,了解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仅仅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密切关注制度建设方面的种种挑战。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借鉴吸收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人类文明成果相结合。

      事实上,发达国家创新经验拿到国内,要接地气也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并不是照搬就有效的。文化政策对内需要解决如何持久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问题,建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则需要解决如何搭建有效沟通平台的问题,就人类共同关心的议题积极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上来看,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根深蒂固。如何改变普遍-对立的群体认同模式,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日本学者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提出要破除两个认识论上的障碍:一个是不能用进化论的线性史观单一地认识人类历史。另一个是不承认人类的不同类型是等质的。他认为属于人类的优秀价值,不存在所有权问题,而在于它是如何被共享的。当前立足于文化创新的制度建设既要有国家的问题意识,又要有关乎世界、宇宙、生命和人类命运发展的命题意识。这样才能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及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

      三、技术层面要解决如何促进发展问题

      这里的技术应广义理解,既包括管理技术,建立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包括运用高新科技等方式扩大民众文化体验、文化参与,扩大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力。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高文化治理体系效能的重要手段。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和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坚持因地制宜及自身传统和独特性,以渐进式改革实践促发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

      但我们仍要看到体制机制背后的问题和脉络,以及政策执行上遭遇到的困境。今后需要从立法领域规范文化管理机制,不断创新文化资源整合协调机制,加强民众文化参与机制,建立多维文化信息收集及传递机制,健全文化公共资助的监督评价机制等,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近十年来,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引发的技术变革,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技术对实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化科技融合产生的新业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加强科技对文化创新的支撑作用,需要以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人民需求为导向,以数字文化资源补充物质文化资源,让优秀传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为每一个文化参与者赋能。

      (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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